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郑重表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赶考”路上攻克一道道难关、取得一个个胜利，迈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赶考路上，如何依靠不断学习来提高执政本领？本版为此特别策划《“赶考”，远未结束》，共三期稿件，呈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通过加强学习、增强本领，应对复杂局面的做法和经验，为党员干部提高执政本领提供参考。

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早在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党中央认为，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的主要任务要由领导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全面管理和领导建设新国家。关于这一主要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简而言之，全国革命胜利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当然，这只是一个总的概括，具体到不同的阶段，随着实践的推进，党面临的具体工作任务和重点又有所区别。

而当时党的自身情况又如何呢？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半以上干部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而且随着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等情绪滋长，官僚主义、经验主义、事务主义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这些情况与党要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艰巨任务显然是不匹配的。

该怎么办？只能老老实实学习，勤于善于学习，以尽快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和知识水平，增强治国理政本领。正如毛泽东所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归纳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全党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

通过大规模的理论和知识学习，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形势和艰巨任务。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由此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社会动荡。一时间，经济上的困难局面，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和否定，有的人甚至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与此同时，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和封锁禁运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何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维持并巩固新生政权，就成为党的首要工作任务。

党中央见事早、行动快。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发出号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立即着手开展各项建设事业。为此，会议还专门列出了干部必读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著作12本。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面临新的任务和考验，全党必须努力和善于学习，“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干部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针和施政纲领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并形成了包括专门干部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军事院校、少数民族干部院校以及各级党校在内的干部学习机构网，颁布和实施了《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加强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全军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文化程度，以克服把搞武装斗争的经验直接照搬到搞经济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以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在这次学习热潮中，毛泽东把他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提纲修改补充成为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实践论》，并发表在195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上，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学习活动的深入。

通过大规模的理论和知识学习，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得到明显提高，经济管理和领导能力得到增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和铁的事实有力回击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的嘲讽。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党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曾概括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就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只能是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去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我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赴苏联取经。毛泽东后来说：“苏联政府根据它30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着重讲了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年半时间内，学习“联共（布）党史”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

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本领，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建设一个新中国。1953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时着重指出：“现在，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同年12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号召全党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提高业务、文化水平。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学习理论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要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他特别强调两方面的学习：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和工作方法搞对头。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二是真正学懂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专家。

关于这次大规模学习，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我们是“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习、再学习，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虽然经过此前几次大的学习活动，此时党员干部的理论和知识水平得到提高，党和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要解答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崭新课题，党员干部已有的理论和知识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同时，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大集中暴露出苏共执政和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严重弊端，该如何“以苏为戒”，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为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坚持从加强学习、提高本领入手来解决问题。

一是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加强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集中体现在中共八大期间中央领导人的系列论述中。比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必须学习、再学习。刘少奇说：新的条件和任务“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要应对这些考验就必须加强学习。可以看出，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学习的问题上有着深刻共识：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要避免栽跟头，就需要加强学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

二是提出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反对盲目排外和照搬照抄。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单纯学习苏联、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偏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郑重提出要善于向外国学习。他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向外国学习不是只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是要向所有国家的长处学习；学习外国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应该以我为主，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三是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全党努力学习现代先进科学技术。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7年春，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初，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毛泽东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技术革命进军》的社论，提出全党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上来。

四是及时纠正“左”的偏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左”的偏向并进行了许多纠“左”的努力。面对失误和困难，毛泽东多次号召通过学习来认识问题、纠正错误、解决困难。他多次说：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因此，“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曾六次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要结合学习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与问题，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此，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还分别亲自组织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之后，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和学习，以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五是注意向群众和实践学习，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关于向群众和实践学习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知识不是在机关里，而是在工厂、农村和学校里，没有基层生动的原材料，是“造”不出正确政策来的；结合我们的事业和当前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为此，从1958年2月到1959年2月的一年中，中央三次印发文件，要求每年都要组织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了解生产一线和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1960年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央将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毛泽东组织调查组先后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后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提供了依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深入各地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为此后七千人大会纠“左”作了准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虽然遭遇了严重挫折和经济困难局面，却依然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全党持续不懈地探索和学习。